乌鲁木齐哪里能放生，乌鲁木齐到哪里放生好

爷爷还有一段与盛世才父亲交往的经历。

祖父辈称盛世才的父亲为“三盛公”，爷爷出狱后经营典当生意的同时，被“三盛公”邀去做盛世才四弟盛世祺的贸易货栈里做账房先生，盛世祺当时从苏联留学回来，拥有一个苏联提供装备的机械化旅，盛世祺任旅长，同时还经营着新苏之间的一个贸易货栈，这个货栈名称一直也没有查到，史料上见不到记载。

这个货栈的实际掌控人是“三盛公”。

货栈地点就在现在的南梁，时称“南花园”，现在是在文化厅旁边的一个小巷里，过去叫领馆巷，现在这个巷子还在。

爷爷当年帮助打理着其贸易货栈的账目，得到“三盛公”的认可，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三盛公”家人敬称爷爷为“安爷”，而我的爷爷奶奶父亲伯伯在我们家提到盛世才的父亲和盛世才时，都称“三盛公”，“盛督办”，非常尊敬的称谓，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不敬的称呼，即使我知道盛世才在新疆杀了很多的人，当时有传言“督办十年，人头十万”，我若说盛世才的种种劣迹，我父亲就对我说：“盛督办对我们家是友好的，我们家不能说盛督办的坏话”，这一切是因为爷爷与“三盛公”的交情。

爷爷还时常坐着盛世才的敞篷汽车外出，这在当时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有一次爷爷和“三盛公”做着盛世才的汽车，无意间被爷爷的大哥安万铨看见了，那时候的迪化有几辆汽车呀，数都能数的过来。

听其他的人说：安万铨吓坏了，从此全家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天津。

有一件事在现在的史料里没有看见，更无人探索，爷爷当时告诉父亲和伯伯，可能无意说起的，新疆北疆的金矿开采主要是由“三盛公”为代表的利益获得者，南疆是以盛世才的岳父邱家为代表的利益获得者。

两家是有利益取得范围的划分的，总的来说邱家的收益高于盛家的，可能因此邱家的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这件事只是我们家族父辈们知道的事情，不一定准确，但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随着盛世才的权利的失去，邱家没有及时收手，而在盛世才离开了新疆多年后，邱家在兰州被杀了11口人。

“三盛公”曾劝爷爷跟他一起走，被爷爷婉拒了，一大家子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爷爷手里有两本乌金拓的左宗棠手札，这种的拓帖工艺发源于宋代，据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朱力说：现在已无人会制作拓帖了，失传时间是文革时期，中国最后的拓帖技艺传人是上海博物馆的职工，文革期间去世。

乌金拓本身制作技艺繁复，制作成本很高，有时乌金拓做成了而原稿也损坏了。

在某种意义上拓帖比原稿还要更加珍贵，更易于长久保存。

解放前夕，父亲和伯伯扛一麻袋旧钞票换回了两指厚的一叠新钞票，最后凡是纸币都没有人要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滥发纸币，纸币贬值很快，人人自危。

每次用飞机从内地运来纸币，商家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便有了“天上飞机响，地下物价涨”的民谣。

人们想方设法的换金条和银元一类硬通货币，爷爷当时的当铺里东西很多很杂，平时值钱的古玩字画已无人问津，人们把自家的各种各样的藏品都拿来典当换钱，市场上的投机生意盛兴，纸币没有人要了，甚至用物做交易的媒介，这种的商业行为极不正常，很多的商家闭门歇业。

国民党统治后期社会动荡，人们只用货物换金银，一般不会用金银换物，唯独有人愿意出二两黄金换左宗棠的乌金拓帖，爷爷自己本身就喜欢的不轻易视人，在他心里肯定认为价值更高，没有出售，从此更加珍惜，其周围的邻里和朋友也对此有所耳闻，有羡慕的，也有嫉妒的，也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解放初期，王震将军主政新疆的时候，因与左宗棠同为湖南人，到处收集其相关的资料，王震将军也是抱着对左宗棠崇敬的情怀，对类似的乌金拓肯定也是喜欢的，可能也是打探到有关乌金拓的事情，让其身边的人在爷爷的面前表露过，爷爷心里恐怕也是想出手，但想卖个好价钱，解放初期的1952年，无论是于公于私都不可能高价买卖此贴，王震将军多次派人与爷爷接触都一无所获，结果可以想象，被人暗算，设立一个偷盗的罪名把爷爷拘留了，大致关了三五天的时间，爷爷心知肚明这事因乌金拓一事引起的，爷爷生来脾气耿直，绝不会轻易向人低头。

当时的爷爷已70岁了，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给拓帖，明确表示在解放前就卖了，出此主意的人目的没有达到，想吓唬爷爷的阴谋没有得逞，况且所谓偷盗的事情经不起推敲而放了人。

我想这肯定不是王震将军的意思，王震将军可能都不知道下面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用这种办法逼着爷爷就范，如果王震将军知道用这种办法对待一个70岁的老人，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出馊主意的人，但可惜王震将军肯定是没机会知道事情的原委。

爷爷去世后的四年，文革开始，怕被抄家，二伯用防水的油布将其包好埋藏于煤堆之下。

最终还是没有处理好，一本湿水严重而彻底毁掉了，现存的一本因湿水也有一些损坏，很是可惜。

我父亲叫安治明，1920年生，2006年去世，享年86岁。

十一二岁就被爷爷送到了当时的省军校，由于我的父亲从小不爱学习，没有多少文化，最后在军校里学习的理发，爷爷当初的目的是吃穿有公家，自己也省去了一些时间和支出。

父亲说在军校时听过盛世才的授课，李笑天当初还给父亲算过命，父亲曾说：“真可笑，他说我活不过三十岁，可他先被盛督办杀了，人一定要多说好话，不与人结怨……”，这是父亲教导我们的话语。

父亲在旧军校学习的历史问题，成了他一生有负罪感的事，一辈子谨小慎微连大气也不敢喘。

在旧军校里学的理发手艺，一直在军校干理发，离开军校后，47年在当时的迪化大十字两仪巷的地方，解放后改名生产巷，开了“荣记理发店”，56年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天山理发社干到68岁退休。

我当兵入党一事没成，也与父亲在旧军校学习的经历有关，这是我1994年离开单位调档的时候发现的，部队曾发调函给父亲的单位的调查信还在我的档案里，而爷爷也曾留过话不让他的后人入党，当干部。

父亲他们兄弟四人，三个姐妹。

我父亲的大哥叫安士力，是大奶奶所生，活了九十多岁，90年代末去世的。

我的父亲安治明，三伯：安治平，老伯：安治琳，现在都离开了我们，他们的曾用名中都有“荣”字，不知何故在解放前改了名。

我的老姑叫安玉芳，1940年出生，是爷爷老来生的一个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1958年18岁高中毕业，正赶上大炼钢铁，为了要求进步，主动要求参加炼钢活动，结果离家几个月，就得了精神病，爷爷为此精神几乎崩溃，怀疑被人欺负了，但没有任何证据，病也一直没有治好，1977年去世，爷爷的去世可能与此有关。

我们这一辈应该是“文”字，再下一辈是什么，当时爷爷可能也不清楚，奶奶1958年去世后，1958年至1959年，二伯在北京和天津呆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天津寻根问祖，想把后辈们的排字论辈搞清楚，找安家的本家，奶奶的本家，能联系上的话是多好的一件事啊！最后也找到了本家的人了，听二伯后来对此事的叙述，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大致是这些本家人提出了续家谱要钱，排字论辈要钱，钱是一切的前提条件，本家人说：你们在新疆都挣了大钱，现在来个小后生来续家谱，多少要给大家给点钱才行，二伯后来说：天津的本家哪有什么亲情可谈，张口闭口就是要钱，二伯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此便于天津的亲戚失去了联系。

我们家几个兄弟姊妹的名字都没有“文”字，是因为我母亲的名字里有这个字才没有用，而二伯和老伯家的孩子也都没有用。

另外，因爷爷在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中给国家捐了一些钱，此事引起了二伯的不满。

爷爷平时对我的父辈们特别的吝啬，二伯当时花了500多元买了一辆当时迪化只有两辆美国产的“兰陵”牌自行车，在那个时候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这种高消费，爷爷对此非常不满意，也因此父子的关系不好，二伯从天津回来结婚都没有告知爷爷，爷爷去世多年后，我们都长大了，二伯才理解了爷爷。

爷爷去世后，大大连夜从外地赶回来，背着兄弟们把爷爷所有带锁的箱子、柜子全部都撬开，他可能主要是找现金和黄金，找到了多少不清楚，此事惹恼了我父亲和两个伯伯，他们三兄弟保持爷爷的遗物不受侵害，等着大哥回来主持爷爷遗产分配的事情，没想到他们大哥独吞了，此后父亲和两个伯伯再也不认这个大哥了，当时我还小，记得从那时候起让我改口称“三伯”为“二伯”，由此可见在灵魂深处把他们的大哥除名了，终生不再往来，上一辈曾发生的兄弟绝交的事情，到父辈又发生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钱。

我的姥爷叫李庆林，1910年生，姥姥叫董兆云。

他们是同时来新疆的，姥姥1920年跟着父母来的，也就8岁，是姥爷家的童养媳。

后来他们生了七个孩子，活下来五个，我母亲李文英是老大，1935年出生，下来是大舅李文琪，二舅李文忠，老姨李文玲，老舅李文彦，姥爷一家来迪化以种菜为生，在现在的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的地方。

直到1947年，姥爷想回天津定居，这一年姥爷带上全家踏上了回天津的路，在兰州把家小安顿好，于1947年正月初二，和朋友一起离开兰州向天津方向走，仅一天一夜就遇难了，死因至今不明，去世时只有37岁，为了自己的理想过早的失去了生命。

姥姥找人重新挖开了坟，母亲看到姥爷脸上还有着未擦干净的血迹。

大舅在58年，还到兰州找过姥爷的坟，那时埋姥爷的地方修建了机场，无法找到了。

舅舅们怀疑姥爷是被他的同行的朋友害死的，姥爷当时身上肯定带了不少的钱，被人盯上。

姥姥带着五个孩子回到迪化，靠给别人帮工，伺候月子，带孩子，洗衣服，做饭等等杂活维持生计，很艰难的把五个孩子带大，除了母亲没有上过学，大舅是师范毕业的，二舅老舅老姨都是初中毕业的。

姥姥终身未嫁，含辛茹苦的过了一辈子，1979年去世，去世前半身不遂多年，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在赶大营走西口的路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也诞生了不少神话一般的故事，是太姥爷告诉母亲的，母亲说真有其事，发生的故事大概如下：
在从天津往新疆的路上，不时看到有挑着担、推着车，一家老少，风尘仆仆的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其中有一家人带着几个孩子，在路上碰到了一条小花蛇，一般的情况下小孩会被吓着的，但这条被冻僵的小蛇感觉快要死了，几个小孩子动了恻隐之心，就带着小蛇一同上路，在孩子们的呵护下，小蛇渐渐缓了过来，一路上还成了孩子们的伙伴，一路来到了迪化后，过了两年，这天小花蛇也长成了大花蛇了，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要买这条蛇，孩子们就把蛇卖了，并问这个老爷爷买蛇干啥用，得到的回答是放生，孩子们很想知道放生在哪里，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带着花蛇，领着孩子们到了现在的红山脚下的一条水溪旁，放走花蛇时，孩子们和蛇都表露出依依不舍的样子。

这一转眼多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有一天，一个长得很俊俏的年轻小伙来到了这个收养过小花蛇的人家，这个小伙如数家珍般的讲出这几个孩子在小时候用过的小名和外号，他们惊讶的喊出了声，便问青年如何得知的，这个青年也不回答，在孩子们的不断追问下，这个青年只是邀请他们全家到他家里做客，最后只有一个跟着这个青年去了，当时这家人就住在大十字一带，他跟着青年走到了红山脚下，看到这个青年人家的院子和房屋很有气派，家境富裕，其家里屋外很多人进进出出，好一处热闹的样子，本想着好好聊聊天，可这明明是人家忙着办事请客的样子，来者因此也不便久留，称改天再找时间说话，青年也只好说行吧，过来一趟也没有吃一顿饭真是过意不去，这个青年于是就从自家屋里提出一袋黄豆送给他，但来者想着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也不缺这一袋黄豆啊，就不想要，在青年的万般央求下，才勉强收下，就这样走一路撒一路黄豆，从红山到大十字，不一会就到家了，这时候黄豆也快撒完了，快到家时就剩十几颗黄豆了，想着撒完回家，然而此时发现这十几颗黄豆都是金豆子啊，这一路撒出去的都是金子啊！他大喊一声：哎呀！回头就原路返回寻找这些金豆子，一路走，一路找，一直走到红山脚下，可是再也没有找回来一颗，气派的高门院落和房屋都不见了踪影，变成了还是以前的那条小溪，他感觉这个地方似曾相识，最后想起来这是多年前放生那条花蛇的地方，可能是那条花蛇化身青年来报恩了，可惜这家人福分浅，一袋的金豆子只剩下十几颗了。

小蛇报恩送金豆的故事，是我们从小就听过无数遍有着典型寓言的神话般的故事，可是我的母亲坚信太姥爷讲的是的真人真事，曾经真实的发生过，母亲说：“好人有好报，福分有深浅，谁都不要怪，天命不可违”。

只有多做好事善事才能有好的结果，其实就是表现出老百姓的宿命论思想，世间存在着好心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该报全报。

这样的人文思想不是迷信，至于故事提到的最后十几颗金豆子，是命中注定的事，怪不得别人，孔子说的天命论就是教育人们安分守己，不要有非分之想，守拙，不能强取豪夺，与现在提倡的，不忘初心的思想核心应该是一样的。

像类似这样在赶大营和其后人中曾流传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不少呢！我认为本身是有其思想渊源的。

最早从里就有记载，在唐玄奘的里，小说里，影响最大的纪晓岚的为最，而且大多是在新疆广大的地域发生的光怪陆离的故事，新疆历来都是盛产寓言和神话的地方。

赶大营的先辈们也需要用这样的童话故事来激励他们追求梦想，多做善事，多结善缘，向往和寄托自身和后代生活的美好，用这些故事来鼓励人们克服困难，铸造起人们向往美好未来的精神支柱。

爷爷奶奶和父辈们的一些口头禅，也是教育后辈们一生的话语，时常在耳边响起，如：“穷死不做贼，屈死不告官”，“邻居高铸墙，朋友在远方”，“出手的金子不如在手的铜”，“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年轻穷不算穷，老了穷穷死人，人老了不能穷”。

在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所以有些家传的做人做事的口头禅，还有代代相传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都是有着很深刻的历史烙印和其家族渊源的时代背景。

不是无源之水，就像元代戏曲艺术的兴起，其就是人们心灵想要得到某种慰藉的映射与表达，通过一种表现形式达到人们内心的平衡及必要的心理暗示和精神慰藉。

2019.1
奶奶和老伯，拍摄于1947年左右。

二伯，1959年拍摄于北京天坛。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拍摄于1951年。

1976年在达板城参加上山下乡，78年在乌鲁木齐空军指挥所直属防化连入伍当兵；曾两次参加核试验任务。

二、三区革命时，民族军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在伊犁事变时，汉人被杀了很多，有些全家都遇难，汉人商户特别是天津商户损失惨重。

当时有一批汉人逃出伊犁，走到三台附近，有追兵追了上来，明明看见很多的人进到一间房屋里，但追兵进到屋里时只见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闭着眼坐在炕上，屋里不见第二个人，其实是满屋子的人，这其中有高人使用了障眼法保护了这些无辜的人们。

此事是爷爷传给父亲的，爷爷和父亲深信不疑，言外之意说：平时不做亏心事，遇难会逢凶化吉的，让子孙们明此理。

三、当年马仲英两次围困迪化城，久攻不下时，传言是有神兵天将保佑，父亲当年在军校，年龄虽小，但也曾参加了保卫迪化的护城行动，父亲也相信有老天爷保护迪化的神话，实际是苏联飞机在头屯河区活动，马仲英被吓跑了。

四、马仲英第二次带兵要攻取迪化。

各种各样的传言在百姓中传播着，特别是迪化的汉族百姓和商家都想要逃离，实际上也确实逃离了一部分，之前有一个道人，手里托着一个烂桃子在手心，沿街叫喊：“桃烂手不烂……”，暗示着人们是逃离有灾，不逃是正确的选择，事后人们发现确实如此，逃走的人不是遇难就是财产受到损失，没有逃离的在迪化城里是毫发无损。

五、父亲伯伯都提及1948年迪化的男孩子们，突然都喜欢玩一种“滚铁环”和“滚砖头”的游戏，这两种游戏我小时候都玩过。

滚铁环是用粗一点的钢筋弯成一个圈，有大有小，一般都在直径50公分左右，另用一个带弯钩的手柄，就可以在街上推着铁圈滚着玩了。

滚砖头是把青砖一分为二，将方形的磨成八角形，两头每面把一个小窝眼用粗铁丝卡住，在铁丝中间拴一个绳子，手拉着绳子在街上走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这两种游戏在当时的迪化有很多的孩子玩，有些老人私下说国民党该滚蛋了，果不其然第二年新疆就和平解放了，之后就很少有人玩此游戏了。

六、长辈们说过甘肃新疆一带在解放前夕，经常有人看到老道穿的破破烂烂在笑，和尚穿着绫罗绸缎在哭，其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老道代表着穷人，和尚代表着富人，当时有人称共产党是穷党，当时迪化的百姓确实是以这样的形式称呼共产党的，我认为在那时是比较准确和亲切的称谓。

七、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在迎宾路上的轻机厂学工劳动一个学期，有一个江苏籍的翻沙车间老师傅说的一件事，至今都记忆犹新。

解放前夕，江苏有些地方地里长猪毛，预示天下将由朱德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此事真假无法考证。

我进入社会后对此还进行了调查，大部分江苏籍贯的人不知此事，但也部分承认听说过此事，大部分人说这是迷信，但其中也有人坚信不疑的认为真有此事。

只要是人，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