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哪些寺庙可以放生，唐代成都的佛教寺院与壁画

9、隋氏失御，天下沸腾，……衣冠殄丧，法众销之，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时武德元年矣。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隋)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是故法将如林。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仍相进向成都。……时天下

10、饥乱，惟蜀中平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又如释道基，

二、鱼籽放生时间多久

1、有隋坠历，寇荡中原，……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唐初成都几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众多的僧人来到成都，无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逃到成都避难，当时除了随驾扈从的众多文臣武将外，也有许多高僧大德、文士画家随从人蜀，为寺院创作了大量的壁画。

2、另外一个原因是历任成都的地方官吏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和提倡。在隋朝统治时期，因为隋文帝、隋炀帝父子都大力倡导佛教，在各州普建舍利塔，以中兴佛法为己任，使遭受北周武帝毁灭的佛教得到恢复。隋文帝的第四子益州刺史、总管、西南道行台尚书令蜀王杨秀也十分崇奉佛教，在成都建造佛寺，供养僧人。如释惠宽，“时隋蜀王秀在益，请人城内，妃为造精舍，镇恒供养。”又如释道仙，“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王躬尽敬。便为说法，乃邀还成都之净众寺，厚礼崇仰，举郭恭敬”。释智诜，“有隋革命，光启正法，……益州总管蜀王秀奏请还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这无疑为唐朝成都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在唐朝，佛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官吏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士大夫中普遍地盛行崇佛的风气，他们结交僧人，研读佛典，探讨佛理，坐禅念经，设斋布施，舍宅为寺，传布佛法，可以说许多士大夫们都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成都的地方官吏与士大夫们也不例外。他们大都崇奉和提倡佛教，除了进香拜佛外，还与僧人结交，聆听他们讲授佛学义理，开坛度僧。唐初曾经参加过玄奘大师译场的成都多宝寺僧人释道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益州总管邓国公窦琎、行台左仆射赞国公窦轨、长史申国公高士廉、范阳公卢承庆，及前后首僚，西南牧岳，并国华朝秀，俱伸虔仰。”又如唐代宗、德宗时期权倾一时的宰相元载，大历(766—776年)中，“奏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新疏，以俸钱写疏四十本、《法华经疏》十本，委宝园寺光翌传写之。”大历九年，白敏中“出镇益部，开戒坛”度僧。新罗国僧人释无相，以开元十六年泛海来到中国。“后人蜀资中，……(益州)长史章仇兼琼来礼谒之。属明皇违难人蜀，迎相入内殿。”曾任剑南节度使十八年被封为南康郡王的韦皋，因为在出生满月时，家里人为他祈福，曾广招僧人，设斋饭僧，其中有一位胡僧，说韦皋是诸葛亮的后身，“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云云，因此腾达后，十分崇信佛教，在蜀时广交僧人，与成都净众寺的神会最为知己，“时南康王韦皋最归心于会，及(神会)卒，(韦皋)哀咽追仰，……为立碑，自撰文并书。”这些地方官吏对佛教的归信，必然会促进佛教势力的扩张，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此外成都是唐代中西交通的要冲，唐朝与印度的交通除了西域外，经成都过云南也是一条道路，“唐咸通(860—874年)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势必会对成都的佛教发展产生影响。

4、一般平民虽然并不能像士大夫们那样与僧人并肩而坐探讨佛理，但由于佛教劝人为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理论正契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所以每当佛寺中高僧大德开席讲经传法时，常常是听者云集。如彭州丹景山僧人释知玄，“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镇西蜀，闻玄名，命升座，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平民百姓对佛教的信仰可见一斑。还有的人利用民众的崇佛心理来乞讨钱财。“蜀人杨行廉精巧，曾刻木为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泻下瓶，口言‘布施’字。”乞丐中竟有如此工于心计者。更有甚者，还有人利用人们崇佛的心理横行不法，为害市井。元和(806—末年，“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狱吏们真可谓是投鼠忌器。说明了人们在心理上对佛教是如何的敬奉信仰。成都民众还在佛教的一些节日里举行活动，因此佛教节日也成为了民俗的一部分。如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被分别认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和诞生日。佛教徒在这两天都要举行重大活动和仪式，“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诸僧忙遽，无一闲者。”四面八方的人们涌进佛寺，都在这两个节日出来，恐怕不只是为了佛事活动，颇有一点集市的意味。以至佛寺中的僧人不得不全体出动来接待。

5、佛寺壁画是佛教寺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佛教的普及和发展而兴起的，其题材除了山水人物外，主要是变相，就是把佛经中的故事，绘成通俗的图像，或歌颂佛国的欢乐和美好，或描绘地狱的恐怖与黑暗，以扬善抑恶、因果报应为主题，借以宣传佛教的义理和哲学，使人们产生相信佛教，向往佛国净土的信念，这是佛教为了扩大影响走向世俗化的一种手段。无数的民众去寺院中观看壁画，这就使其具有了普通画廊的性质，供游人欣赏。因此晋唐以来，历代杰出画家的创作几乎无不与寺院壁画有关。“自吴曹不兴，晋顾恺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德、立本、吴道子、周防、卢楞伽之流，……无不以佛道为功。”许多寺院也以能召来这些画坛高手为其寺院作画为荣。唐朝的许多著名画家都曾在成都的寺院中挥笔作画，留下了真迹。特别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中原地区战事不断，许多画家纷纷逃到相对较为安定的成都避难，所以在当时的成都形成了一个画家群。如孙位、赵玄德与赵忠义父子、张腾、常粲与常重胤父子、赵公祜与赵温奇父子、陈皓、彭坚、范琼、张南本、卢楞伽、刁光胤、吕尧、竹虔、滕昌祜、杜龇龟、张询等杰出画家，都是在唐中后期避难到成都的，他们的创作也多以佛寺壁画为主，在众多的寺院中留下了大量的画迹。不但数量众多，而且题材广泛。如著名画家孙位，因为黄巢起义，广明元年扈从唐僖宗避难到成都。孙位原是会稽的一名处士，

6、性格疏野，襟抱超然，虽好饮酒，未曾沉酩，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

7、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惟好事者得其画焉。说明他在生活上具有浪漫豪放的隐士性格。现在传世的作品只有《高逸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啸傲山林、孤高自赏，不与当朝者合流的竹林七贤。他“曾于成都应天寺门左壁画坐天王暨部从鬼神，笔锋狂纵，形制诡异，世莫与之比。历三余载，未闻继其高躅。”“倾城士庶，看之阗噎寺中。”他还应昭觉寺休梦长老之请，画松石墨竹、战胜天王等。后人形容其画：

8、两寺天王、部众，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击，欲有声响。鹰犬之类，

9、皆三五笔而成，弓弦斧柄之属，并掇笔而描，如从绳而正矣。其有龙挚水汹，千状万态，

10、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状气象，莫可记述。有的寺院壁画达数千间。如著名的大圣慈寺，是唐玄宗避难成都时于至德二年建立的一所寺院，也是唐武宗会昌五年毁佛时，成都被允许保留的惟一一所寺院，共有九十六院，至宋代时还有“唐时之壁画八千五百二十四间，佛一千二百菩萨一万四百梵释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天王、明王、神将二百六十三尊，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图。”这些寺院壁画对后代的画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宋代的画家成都人刘铨，字真孺，“家本豪富，性好画，所居对圣寿寺，寺多唐蜀名迹’，真孺终日谛玩，至忘饮食，久而自能。……尤精佛像，描墨成染。圣寿寺也是当时成都的一所大寺院，是高崇文平定刘辟之乱后，于元和二年所建立的，又名元和圣寿寺，唐末五代许多画家如张腾、李升、张景思、麻居礼等都曾在此寺作画。刘铨就是通过终日观摩这些名入画迹而无师自通，成为画家的。